谢静宜：一个安然着陆的文革“红人”

编者按：谢静宜在文革时是中国知名的大人物，这个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小姑娘，一度掌控清华、北大，并在十大上当选中央委员，并兼职北京市委书记，从而进入了中央的核心。职位上的一步登天，离不开她在文革中“大放异彩”。一度与她齐名的迟群被判刑 18 年，她却能安然着陆，还在沉寂多年后出版一系列陪伴伟人的系列书籍，不得不令人感叹其过人之处。

1960年谢静宜在杭州汪庄与毛泽东合影

谢静宜是山东青岛人，初中文化程度。生于1935年12月，1952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3年初春，从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春七九三部队（军委机要学校，今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电子工程学院）毕业以后，同年进入中央办公厅机要局工作。

1953年，她从吉林中央军委长春机要学校毕业，被分配到中南海，在中央机要局工作。被江青要去搞资料。195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经担任党支部组织委员、青年委员兼团支部书记、团总支书记。1958年，进入中央办公厅机要学校进修。1959年起担任毛泽东的机要员，工作是接发电报、接听记录保密电话。

1967年7、8月，毛主席南下去长江游泳，由代总参谋长杨成武陪同前行。行前，周恩来告诉杨成武，中央决定由他担任周和毛的联络员，并告他：“要中央机要局送两名译电员跟你去。”据杨成武回忆：“中央机要局送来的两名译电员，一名是广东人，一名就是长春机要学校毕业、分配到中央机要局工作的谢静宜。”

谁也想不到，“小谢”这个译电员，一年后成为全国知名的大人物，几年后竟能列席政治局会议。

1968年7月底时，位于北京西郊的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派性斗争如火如荼。毛泽东从北京各工厂选派人员，组成“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加上以中央警卫团即八三四一部队的军人为主体的“军宣队”，开进了清华园。

这个“工宣队”是个摆饰，掌权的是“军宣队”。起初，八三四一部队政委杨德中为清华革委会主任和党委书记，杨被排挤走后由八三四一部队副指挥张荣温接任。这时，革委会副主任兼党委副书记有好几位，其中有两个年轻人：一个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安排的八三四一部队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迟群；还有一个就是不久前还只是一名普通译电员的“小谢”。

张荣温在部队的职务虽然很高，却与上层没有关系。据当时的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回忆：张荣温“是革委会主任，还得事事听从迟群、谢静宜的。”张被调走后，“学校的一切大权，便操纵在迟群、谢静宜二人手中。”不仅清华，北京大学也由此二人掌管。两人同时执掌两所名校的大权，这样的怪事不仅在清华、北大的历史上从未有过，全国乃至全世界也不曾有过。“小谢”政治上的飞黄腾达由此开始。

“小谢”同时掌管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权大得很。那时不举行高校入学考试，而实行名额分配到各地，由党政部门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办法。只要进了校门，不管原来是干什么的，都叫“工农兵学员”。

在清华，迟群是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小谢”只任副职。但她身份特殊，远非迟群能比。当时她是毛泽东身边最可信任的人之一。据刘冰说：“确有一些最高指示是谢静宜先传达下来，后来才见诸中央文件。”

“批林批孔”运动正式开张，是一九七四年初的事。而运动却缘起于迟群、谢静宜向毛泽东的汇报。他们告诉毛泽东，在林彪家里发现有林彪写的孔孟言论。毛说：“噢，凡是反动的阶级，主张历史倒退的，都是尊孔反法的，都是反秦始皇的。”并让迟、谢二人搞个材料，让他看一看。于是迟、谢二人率众去抄林彪的家，翻箱倒柜，搞出了一个揭露林彪尊孔的材料。这就是《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

《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将林彪的话与孔子的话对照比较，再加上按语，以证明林彪是孔老二的“孝子贤孙”。譬如，林彪说：“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按语：“林彪对抗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多次指示，以孔子‘名不正言不顺’的反动说教为根据，顽固地坚持反党政治纲领，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1975年1月12日，王洪文、江青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将《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转发全国各省、市，各大军区、省军区、军委各总部、国务院各部，供批林、批孔时参考。”毛泽东批示：“同意转发。”于是《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就成了一九七四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的内容。大规模的批林批孔运动，便由这份文件的下达开始。迟群和谢静宜也就成了批林批孔的英雄。

1月25日，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召开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江青坐镇，批判孔子的理论由迟群、谢静宜来阐述：孔子“拼命地维护和挽救奴隶制，就是要复古倒退，反对社会的变革，开历史的倒车”。“历次（党内）机会主义的头子，从陈独秀开始，像王明、刘等等，他们都是推行孔孟之道的。他们用它来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谢静宜讲不出多少道道，只强调说：批孔“是挖修正主义、林彪反党集团的祖坟，是向封、资、修、帝、修、反的宣战。”

江青还委任迟群和谢静宜当她的“代表”，到第二十军防化连、海军司令部、文化部、北京市委送信，分发批林批孔的材料。那些接材料的大官们，一个个诚惶诚恐地恭迎迟群和谢静宜两位“江青同志的代表”，让二人出够了风头。春节期间，江青还特地与二人谈话，向二人许愿道：“你们都可以当八三四一部队副政委。”

1975年11月20日，江青给毛泽东写信，要求让谢静宜当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让迟群当教育部长，乔冠华当副总理，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会议，作为接班人培养。

让“小谢”当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实在有点离谱，毛泽东没采纳这个意见，但从此谢就“实际上参加政治局的工作”了。

谢静宜的地位升格，成了一个“具有特殊身份的人”：不是政治局委员，却可以出席政治局会议。

1975年春，毛泽东在外地呆了十个月之后回到北京，于5月3日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开会。谢静宜也列身其间。毛泽东与众人一一握手时，对女副总理吴桂贤说：“我不认识你啊。”吴说1964年国庆节见过主席，毛答“我不知道。”轮到谢静宜时，毛和谢有几句对话：

毛：“你当了大官了，不谨慎呀！”

谢：“我不想当大官，但是现在官做得越来越大。

毛：“试试看吧，搞不好就卷铺盖。”

看来，对谢静宜有多少本事，毛泽东也心里有数。

谢静宜是北京市委书记，曾在北京一所中学讲话，大骂教师：“教师都是资产阶级世界观，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能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1975年，邓小平复出后大力整顿各行各业。8月，北京市委教育局根据邓小平指示的精神搞了个调查报告，认为北京中学生搞“教育革命”下乡“学农”、下工厂“学工”化费时间太多，文化知识学得不够。谢静宜得知后，竟马上扬言要追查后台，要查出是谁搞的报告。

迟群、谢静宜两人曾为拉拢刘冰而封官许愿，告诉刘冰说“想让你当北京市委书记”。刘冰不肯上他们的船，自然成了他们的眼中钉。8月中旬，刘冰在学校党委会传达了邓小平在“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上的讲话。谢静宜跑到刘冰的办公室，大嚷大叫：“你昨天下午开会传达了邓小平的讲话，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一声？”事后刘冰回忆：“她满脸怒气，脖子上的青筋鼓了起来，活像一尊凶神站在我办公室的中央，盛气凌人地重复着：‘我们不是没有告诉过你，为什么你急着传达？’”刘冰毫不退让，说：“市委规定要传达，为什么我不可以传达？为什么要经过你们才能传达？”

刘冰忘了恶人先告状的古训，他联系党委另外三个副书记、常委先后于8月和10月两次写信致毛泽东，主要揭发迟群，也批评了谢静宜。但是对谢静宜的态度要温和得多，仅表示“希望谢静宜同志也能站在党的立场上同他（注：指迟群）的错误作斗争。”

他们设法把信送到邓小平手中，转交给了毛。但当时由于毛远新的不断吹风，加上邓小平对文革不置可否的态度。毛泽东在接到刘冰的信后，便在一张纸上用铅笔写下了这么几句话：“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11月3日，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赴清华大学，出席清华、北大两校党委常委会，就刘冰等写信给毛告迟群和“我们的市委书记谢静宜同志”一事，传达了毛泽东那张纸条的“主要精神”。

由于吴德在讲话中有意略去了“小平偏袒刘冰”这句话，这个“批邓”意图基层干部摸不着底。但没过多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序幕揭开，迟群和“小谢”成了“批邓”的英雄。

谢静宜文化程度虽不高，政治嗅觉却很灵敏。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她显得高兴异常，与迟群二人在众目睽睽之下互相追逐，哈哈大笑。当晚，她打电话给青年团市委，询问原定次日召开的“北京市应届高中毕业生上山下乡誓师大会”的准备情况，并下令“大会照常召开，要开得热热闹闹，要敲锣打鼓。”在学生的强烈要求下大会决定改期后，谢静宜又下令：与会者不得佩戴黑沙、不准戴白花，不准在发言中提到周恩来的名字，不准讲“继承周总理的遗志”，会议“要敲锣打鼓，兴高采烈”。并强令团市委审查会议发言稿，将“怀念周总理”、“学习周总理”、“继承周总理遗志”等字句全部删去。

正因为她如此明目张胆，当年清明节前的几天老百姓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时，也有人高声呼喊“打倒迟群、谢静宜！”4月5日，谢静宜从城里给清华打电话，说“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是反革命事件，是反革命有组织、有计划的捣乱。”迟群在校内则组织追查“反革命政治谣言”，搜捕“反革命分子”，“隔离审查”了近四十名教职员工。

1976年2月她与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王秀珍等讲到政治局批判邓小平的事情时，说：“最有水平的是张、江、姚、王四个人。还有另外几位还比较好，其他的都不行。”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举国同悲。谢静宜认为江青将成为党的领袖，便与迟群一次又一次地布置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师生给江青写效忠信，并强调“在信中，毛主席的丰功伟绩要少写，主要写江青对我们的关怀”，“要在江青同志的指导下，继承毛主席的遗志。”

27日，江青带着一个排的警卫部队，卡车上装了几匹马，在迟群和谢静宜的陪同下，跑到清华大学团河农场（原北京市公安局劳改农场的一部分）。江青说她此行是“看望教工，参加劳动”，实际走到花生地里，摆了个用铁锹挖土的姿势照完相，便在谢静宜的搀扶下走出了花生地。

然后，在随员的搀扶下，江青和谢静宜分别骑上高头大马，在随员簇拥中漫步。这时的江青踌躇满志，认为最高权力已是囊中物。她在马背上环顾簇拥她的男人，信口开河道：“在生产力中，女的是最基本的。”“在氏族社会，是女的当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将来管理国家的还是女同志。”“女的也能当皇帝，到了共产主义也有女皇。”

江青和谢静宜这两个“女同志”，一前一后，洋洋得意。不过，这是她们最后一次骑马。几天后，江青成了阶下囚。谢静宜的好日子当然也就结束了。

迟群、谢静宜与四人帮在同一时间、不同地点被捕。但对他们的审判却推迟了几年。若说干坏事，迟群、谢静宜没什么区别。而且实际上谢静宜与四人帮的关系比迟群深得多。所以1983年审判四人帮余党时，官方为迟群指定的辩护律师说：“我认为谢静宜在迟群的整个犯罪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某些重要犯罪意图，‘四人帮’都是通过谢静宜转达给迟群的。如‘三•二六’诬陷邓小平，就是江青通过谢静宜向迟群传达的，去河南马振扶公社中学，也是江青通过谢静宜向迟群布置的。”

可是，审判的结果却大出人们意料，迟群“以参加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出狱后不久得癌症死去），谢静宜却“因坦白认罪较好，被免予起诉。”

这个能冲进中央政治局会场，公然指着邓小平的鼻子说他“抓整顿、批派性”是在搞“右倾翻案风”的谢静宜“坦白认罪”的态度究竟好到什么程度？当年也是北京市革委会宣传组写作班子成员之一的史松，在其回忆录《浅浅的脚印》一书中有过一段文字是谈谢静宜的，说在粉碎“四人帮”后，北京市委召开党委扩大会议，组织批判谢静宜，让丁抒去参加旁听，并做详细记录，回来后写批判文章，还准备在《北京日报》上安排一个整版发表。丁抒去了，参加的批判会过程如下：

主持人：谢静宜，你老实交代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行！

谢静宜：我从未反对过毛主席。

主持人：毛主席提出批林批孔，你在大会上又加上反走后门，毛主席很不满意，还批评过你，可有此事？

谢静宜：确有此事，我当天就找主席检讨了。我说，主席，是江青同志让我讲的，我一直认为江青让我干的事情都是您同意的，看来并非如此。以后她让我干什么，我都先向您汇报，您同意了，我再干，可好？毛主席点头同意了。主席已经谅解我了，你们为什么还不依不饶？

主持人无言，又问：“四人帮”派你来北京市，是为了反对吴德同志，妄图颠覆北京市委，你必须老实交代！

谢静宜：我和吴德同志私交甚好，为什么要反对他？“四人帮”那里有什么不利于他的事情，我还随时通风报信。有一次政治局开会后，人都走了，“四人帮”还在，吴离开会议室时，张春桥看着吴的背影说，这个人老奸巨猾。江青也说，是个老滑头！这件事我当天晚上就讲给吴德同志听了，让他小心。

这样的回答，让主持人无言以对，只好宣布散会。当然，上级布置给史松的那篇大批判文章还没有开始运筹，也就没有下文了。史松碰上的这种情况，就像惠宪钧后来在接受访谈时所讲的，“她手头上经常拿个小本子，记下主席的、汪东兴的、这个副总理的、那个副总理的什么话。斗她吧，让她说，她说什么事是谁说的，什么事又是谁说的，你怎么给她判？这就违反客观性。”

小谢在沉寂多年、几乎被人遗忘时，出来写《在毛主席身边》了。还有《毛主席给予我们的教育、理解和关怀》、《跟随毛主席在外地视察》、《在外地视察的毛主席》，一篇接一篇地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她说她“感到有责任和义务把它写出来，留给历史”。可是她写的全是早年当译电员时的事情。好象她一直是个小译电员，从不曾当过大人物，从不曾掌管过中国最主要的两所大学，从不曾进过中央的政治局会议室，甚至好象中国从没有过“文化大革命”这回事。

注释

原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惠宪钧评价她说：“谢静宜没有什么能力，她也没什么特殊经历，就是中央机要局的一个给主席送信的机要员……有主席，她行，没有主席，她什么都不是，她懂什么呢，你让她出点子？出不了。你给她点子，她半天还不理解呢。迟群就聪明。反正她没有。”